vy 对此，凯尔森和哈特都进行过尝试。
简言之，由于我们必须在充满分歧的社会中共同生活，所以就必须拥有一套稳定的解决分歧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民主，而宪法正是通过一套同时容纳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的复杂法律安排来实现任务。[22]如果那些决定法律效力的最高判准可以被观察和确证，那么哈特的理论可能就更加成功。
[71]因此，只要规定立法过程的那部法律是正当的，整个法体系的效力就得到了说明。作为授权立法规范，它的核心在于授权，因此即便能够通过规定授权范围的方式约束立法内容，也不应越俎代庖。法律宪法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是保护特定价值、约束日常政治，而非提供全面蓝图、主导日常政治。其二，它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其指向行动和内容抽象两个特点均与宪法根本性无关。理由之二是，宪法是指向人们行动的根本法，是调整人类活动的抽象框架，所以立法应具体化宪法框架。
因此，一方面，法的效力不来自于由强制保证的实效，也不来自内容上的合理性。就此而言，本文与王荣国博士在宪法性质研究方法论上的观点有所不同，本文主张一般法理学能补充和引导宪法教义学关于本国宪法性质的研究。处于被动地位的、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服膺于国家的统治高权，不享有独立于义务的权利，忠诚义务的履行是权利享有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60]叶剑英在1982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矛盾，在全国人民中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3]在社会性基本义务领域，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则只能作为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消极构成要件，公民行使权利只要不对社会共同体利益造成侵害即受宪法保护。刘培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课提纲》，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8页。（二）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理论源流 从理论源流看，我国宪法理论中的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来自黑格尔的无权利即无义务，无义务即无权利（wer keine Rechte hat, keine Pflichten hat, und umgekehrt）和马克思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keine Rechte ohne Pflichten, keine Pflichten ohne Rechte）。
[57]这意味着，基本义务虽不能与基本权利等同对待，但仍为宪法的基本范畴，构成宪法基本的价值决定。也就是说，基于人民主权原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排除了个人为超过个人利益的国家目标做合目的性或结果取向的价值判断，国家高权绝对性与排他性的限制、人的尊严与人权保障的实效化是宪法的核心价值。
[62]李大钊：《李大钊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26]Vg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30),§486,1936，S.304. [27]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203页。李大钊曾对此指出：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及社会秩序的。这说明，基本义务只能建立在基本权利互惠原则和人人自由平等原则之上，国家不得将基本义务直接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
[40]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编：《宪法通义》，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3年版，第146页。[37]可以说，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是现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立宪原理之一。因而，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虽有效衔接了公私领域，但忽视了宪法所包含的利益、元素具有多元性与差异性，忽略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在规范地位上的不对称性、公民对个人利益的自主自决权。[59]参见[俄]加列瓦：《苏联宪法教程》，梁达等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230、237—238页。
为此，我国宪法所保护的自由不是个体式的自由，而是致力于消灭私的剥削制度、追求体现人民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的总体自由。由此看来，私寓于公之中的权利具有相互连带的共同性，是包含所有私的普遍的、平等的公。
从宪法规定的内容来看，宪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实质上表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和它成员之间的关系，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都是宪法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就社会性基本义务而言，其本质上是在公民—社会/其他公民横向维度下具有私指向性的水平性宪法义务，涉及公民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每个人对义务的履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证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同等的个人和公民的权利。[9]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作为我国一项宪法原则，在上世纪的50年代[10]、80、90年代[11]就已获得普遍关注，为当时通说。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5—396页。基于此，作为公民责任、共同体团合剂与权利公共属性载体的基本义务，须服务于公民权利保障这一核心价值。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内涵具有复合性。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能够保证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内在合理性，从而保持不同领域的结构耦合。
1982年《宪法》第二章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1954年宪法第三章的术语保持一致，都取自1936年苏联宪法第10章的Основныеправаиобязанностигражда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作为公法的宪法和作为私法的民法是异质性命题，秉持自由立宪主义范式的国家是在恪守基本权利针对国家性这一前提下对个体自由观念的部分修正，并没有发挥出基本权利的社会宪治功能。
[49]从目的上看，公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是为保证每个人都能在这利益一致性中获得更好保障。另一方面，集体性对个体本性的发展和意义的塑造是通过社会咬合的方式实现的，集体性的自我本质上是个体生活与超个体生活的融合。
[10]参见徐盼秋：《宪法常识》，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51—63页。此时，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将由统治阶级确定的客观社会需要和发展规律所主张，所谓个人与社会和谐平衡、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大化将名存实亡。
[22]另一留日学者罗杰在1905年出版的《国法学》中则从人格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区分出发，对个人于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做了探讨：从整体人格观之，国家对个人意力范围的限制受到宪法上之基本权的限制。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框架下，国家必须构建一个以基本人权尊重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体系。[35]参见[苏]罗宁：《第一个苏维埃宪法》，白林译，曾宪森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27]在黑格尔看来，人与人之间具有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拥有共同意志，是权利义务统一的个体。
[28]Vg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36,§261,1986,S.95 f.,407 f. [29]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34]在1918年《苏俄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委员会认为列宁关于苏维埃宪法必须由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穷人与富人的形式平等转到实际上实现被剥削劳动群众享有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出发点，而义务与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密不可分，宪法必须规定公民最重要的义务。
基于对实证主义的反思，第二重权利体系应运而生。黑格尔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等同只是在内容上抽象的等同，即权利和义务都秉持人的个人自由原则。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107页。马克思的这种基于普遍民主与平等自由的权利义务观，被标榜为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经典阐述。
在没有任何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同一性，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在此意义上，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一致的。2.宪法所包含的利益、元素具有多元性与差异性 根据现行《宪法》第二章的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包括政治性基本义务和社会性基本义务。[奥]米赛斯：《社会主义》，王建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2页。
要而论之，以人权保障和自由秩序为取向的宪法，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在宪法秩序中必然是不平衡或不对称的。[22]陈武：《国法学》，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136—138页。
[3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国家社会利益不是忽视公民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
[4]参见王世涛：《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载《时代法学》2006年第5期。（二）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存在的问题 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抽象构造上的问题，具体如下： 1.公私范畴和义务主体的模糊性 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正义观的体现，本质上是超脱于具体的国家社会情境和个案事实的抽象构造。
